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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越民国之少帅春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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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92章 缴获了一面军旗(1/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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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军旗,系明治三年(1870年)以“太政官布告”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,称作“陆军御国旗”。它是从日本国旗——太阳旗演化出来的,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,又被称为“旭日旗”。

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,木制烤漆旗杆顶部,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,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。

据服部卓四郎《大东亚战争全史》:“自1874年1月23日,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、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,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,必由天皇亲授军旗,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,将士对军旗之精神,举世无比。”

正因如此,在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,但是都未能如愿。

深知兹事体大的栗田少尉,怀抱军旗,在一小队护旗兵的护卫下紧跟着大队往前冲。死亡,已不在话下,自从担任光荣的护旗中队长之后,他的一颗心已经全部在这面军旗上:时刻注意保持干净,爱惜它远胜自己的生命。

也就在手捧军旗时,他才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,任何时候,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保护它。

于郑声奇怪地看着浑不畏死的日军,有些慨叹。日军的忠勇与对命令的服从是相当给力的,值得学习;但是这种风格有时候又显得特别愚蠢:当生的希望没有时,人民军也能视死如归,但是没有意义的去死,这不是值得称赞的。

不过,同为军人,中国军人也不能示弱!他又一次拨起电话,呼叫炮兵对准了方位。

有赖于人民军充沛的后勤能力,炮弹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来。在沈阳兵工厂,供应人民军的75MM、125MM榴|弹炮正三班倒地生产。

只要对战事有利,对挽回人民军士兵的生命有利,作为前线指挥官应以生命和结果作为评定火力使用的第一原则,这是少帅的话。

于是日军又经历了一次炮火洗礼,这一次,伤筋动骨。

人民军只付出极小的代价,便完全压制住日军的进攻。等到炮击结束后,扑天盖地的人民军从各个方向攻过来,日军已经打残了的防线一撕便开。

日军第二大队在苦苦地垂死挣扎,大队长松井已经全身挂了彩,但还焦急地问:“军旗烧掉没有?”他的警卫奉命询问,却被从天而降的一发炮弹当场炸死。

而麻生联队长的重心已不在救援各部队,在焦头烂额之际,他还派人寻找栗田,把烧毁军旗作为头等大事。本来栗田是紧跟着自己的,可是当爆炸起伏时,根本看不见人群里的他。正当他忐忑不安时,从地下传来一声虚弱的声音:“大佐,军旗在这里。”

可怜的栗田,应该就是在刚才被炸掉一双脚,疼得短暂性地昏迷过去。不过他是极有毅力的人,在千钧一发之时醒了过来。

望着他怀里已经被鲜血染红的军旗,麻生如逢大赦。虽然此次是战败了,但是按照日本陆军的理论,只要有军旗在,任何联队都不能算被歼灭,还可以重建。但是如果军旗丢了,番号就将被取消,而他将会承受无穷的耻辱,远甚于战败!

对这个事,以小知识分子被征召从军的五味川纯平曾经深感困惑和愤怒:“军旗就是一面旗帜,只不过是一个部队的象征而已,说是天皇赐给的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;战争是以胜败而论的,军旗怎么能决定胜败?”

但是,在昔日大多数日本军人的记忆里,是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的。战役的幸存者、卫生队军医军曹松元草平在其《茫茫的旷野》一书中有如此回忆:

“军旗只是一面旗帜,充其量是一个部队的象征,可是整个日本军队都把军旗看得很重,比部队的一切都高贵。要是说起原因来,还要说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。

“记得在我幼年时代,只要一有陆军的军事演习,母亲总是背着我,跟在邻居的后面一起去观看,去参加欢迎式,从不敢怠慢。当明晃晃的刺刀伴随着用黑布包着的军旗从眼前走过的时候,母亲和邻居们都一齐下跪叩拜,流着眼泪目送军旗走过。

直到今天,每当我看到军旗的时候,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下低,这恐怕也是被那个时代熏陶的结果。那个时候军国主义的调子吹得正响,我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被驯养出来的。

可也是,3岁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,事过60多年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,想抹也抹不掉了,想一想真令人可怕。”

面对越来越小的包围圈,麻生并不惧怕,他反而很淡定地安排了焚烧军旗的仪式。对了,他们不叫焚烧,叫“奉烧”。

本来军旗奉烧的正规步骤是四步:

旗手持旗,在护旗手的护卫下登高,除旗手护旗手外全部队官兵对军旗行军礼;

旗手收卷军旗将军旗交给部队指挥官;

由部队长亲自把军旗放入奉烧台安置,然后全部队官兵向军旗致敬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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